他们用血肉之躯堵住资產阶级军队的枪口,用罢工的汽笛淹没反动政客的叫囂,用选票把我们的代表送进市政厅。”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
“今天,法兰西的资產阶级流亡政府只剩下几个在伦敦酒店里喝下午茶的老头子,互相安慰说『这只是暂时的挫折。
他们还在等——等我们犯错,等我们分裂,等我们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抬起右手,指向主席台上那幅世界地图。
“他们等不到的。”
“因为我们会记住。记住巴黎公社的教训,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我们的一步。
掌声再次响起。
九点整,义大利代表上台。
他的名字斯诺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自我介绍时说“我是米兰机车车辆厂的扳道工”。
他穿著蓝色工装,手里没有讲稿,就那么站在讲台中央。
“两年前,”他说,
“我们还在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棍子底下喘不过气来。
党卫队半夜敲门,工会被查封,左派报纸停刊,同志们一个个失踪。
那时候谁能想到,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说义大利已经统一,说社会主义的旗帜从米兰飘扬到那不勒斯?”
“我们做到了,不是因为我们会打仗——虽然我们確实学会了。我们做到了,是因为北意的工人同志们打进米兰时,南意的农民同志们发动了起义。
是因为德国同志们送来的不只是武器,是经验,是信念,是告诉我们这条路走得通的活生生的例子。”
他抬起手,指向台下某个方向——那里坐著德国代表团的席位。
“谢谢你们,德国同志们。”
德国代表团的席位上,有人站了起来。紧接著是第二个,第三个。
整个德国代表团都站了起来。
掌声变成欢呼。
九点二十分,波兰代表。
他叫瓦迪斯瓦夫·科瓦尔斯基,四十岁上下,头髮已经花白,戴著那副镜片很厚的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中学教师,他確实也是一名中学教师——战前在华沙一所工人子弟学校教歷史和地理。
“波兰的情况和法国、义大利都不一样。”
他的声音温和而沉稳,
“我们没有经歷巴黎那样激烈的巷战,没有义大利那样南北对峙的武装统一。
我们是走了一条更慢、更复杂、更需要耐心的路。”
“1927年春天,波兰的危机差点演变成彻底的战爭。
那时候边境上炮口对炮口,列车运著士兵往前线开,空气里都是火药味。
但最后,战爭还是没有打起来。
为什么?不是因为哪一方突然爱好和平了,是因为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不愿意互相开枪。
是因为我们和苏联、德国同志们在边境上悄悄建立的联络站,用传单、用广播、用地下报纸,告诉双方的士兵:
对面的人不是敌人,是和你一样的兄弟。”
台下有人轻轻鼓起掌来。
“这条路也许不如巴黎起义那么壮烈,不如义大利统一那么传奇。但它是一条更宽阔的路,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