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7日,清晨六时。
柏林蒂尔加滕区通往柏林展览中心的道路两旁的路灯还亮著,昏黄的光晕里,可以看见道路两旁每隔五十米便竖起的红旗,在十一月的薄雾中静静垂著。
六点三刻,第一批代表乘坐的大巴从各接待酒店出发。
三十七国,六百二十七名正式代表,加上隨行人员、记者、技术观察员,总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人。
这支庞大的队伍,將从柏林城的各个角落匯向城西那座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长二百四十米、高三层的钢架结构大厅,外立面覆以浅灰色花岗岩,正门上方镶嵌著六米高的铜字:
“全世界无產者,联合起来!”
七点四十分,斯诺隨著车队抵达广场。
韦格纳主席特批的记者证让他可以进入所有公开区域。
下车时,斯诺看见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不同肤色,不同服装,不同语言的交谈声匯成一片低沉的嗡嗡声,在十一月的晨空里盘旋。
斯诺站在广场边缘,他望著那座建筑,望著建筑上方那些正在被朝阳一寸寸镀亮的铜字,望著广场上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
八点整,展览中心的巨型铜门缓缓打开。
开幕式在主展厅中央的圆形大厅举行。
这座大厅直径六十米,挑高二十米,穹顶是钢架与玻璃构成的光井,十一月的天光从上百块菱形玻璃倾泻而下,在灰色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斑。
主席台设在正北侧。
台上只摆著一排长桌,铺著暗红色的桌布。
八点二十分,七位主席团成员入座。
斯诺在记者席上举起望远镜。他认出了韦格纳——坐在正中,深灰色制服,没有戴任何勋章或徽章,只在左胸袋上別著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那是德共党员的標誌。
他两侧坐著六个人:蔡特金、台尔曼、施密特、克朗茨,以及两位来自法国和义大利的兄弟党领导人。
八点三十分,克拉拉·蔡特金站起身,走向讲台。
全场安静下来。
“同志们。”
“十几年前年前,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站在这里呢?
公开地、合法地、以主权国家代表的身份,匯聚在柏林,討论人类的未来呢?”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百感交集,我想说,革命不是一次性的节日,是漫长的建设。
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我们建设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不是空想,是科学。
今天这个大会,就是科学的见证。”
八点四十五分,第一位外国代表走上讲台。
他来自法国,是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四个月前,我还在巴黎地下印刷所里刻蜡纸。
三个月前,我拿著枪和同志们一起衝进波旁宫。
两个月前,我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签署了第一批土地国有化法令。”
“今天,我站在这里。”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了不起。
是因为在巴黎的街垒后面,在里昂的工厂里,在马赛的码头上,有成千上万的法国工人和我们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