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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练兵与索贿（第4页）

其所言的“匡扶汉室之举”，细究起来，似乎也並非完全的空言。

“只是……”刘郃放下公文，捋须沉吟，“太平道势大，传闻信徒数十百万，跨州连郡，其魁首张角兄弟，名动一方，大有图谋。”

“若其蛰伏不动，或朝廷另有处置，这刘备『擅杀之罪便是铁证，其『聚眾练兵之举，更显居心叵测。我若此刻处置，或奖其『诛妖而助长豪强气焰，或惩其『擅杀而寒了忠义之心，皆有不妥。”

他心中矛盾重重。从情感上，他同为刘氏宗亲，对刘备这“勇於任事”的同族后辈，隱隱有一丝讚赏，甚至觉得其行径颇有几分“任侠”古风，不愿亲手扼杀，背负残害宗枝的恶名。

从利害上，他性格软弱，最怕激起大变。

若强行发兵征討已成气候的刘备，胜负难料，一旦战事迁延，或逼得刘备真与太平道合流，那便是滔天大祸；

若置之不理，又恐其势力继续膨胀，尾大不掉，届时刺史追究、朝廷责问下来，自己同样难逃“抚驭无方”、“养痈成患”之罪。

思虑再三，这位守成有余、决断不足的太守，做出了最符合其性格与官僚智慧的决定：將皮球踢给州治。

他提起笔，在涿县原文上添了几行批语，无非是“事涉宗亲，干係非轻，未敢专决”、“妖道流言，滋蔓州郡，宜加详察，以杜乱萌”等语，盖上涿郡太守的银印，命郡府主簿以“四百里加急”的方式，转呈幽州刺史郭勛，请“使君钧裁”。

现如今，刺史制度已经与孝武皇帝初设之时，大为不同。

刺史本为监察官，秩六百石，地位低於秩二千石的郡守，但可监察太守。

然至汉末，刺史常加“持节”、“督军”等衔，职权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凌驾於郡守之上的地方军政长官，並向“州牧”演化。

其最重要职责之一，便是“討平”辖境內的“盗贼”、“妖寇”。

幽州为边地，鲜卑、乌桓时扰，境內郡国兵相对內地较强，刺史在必要时有权调动郡兵。

幽州刺史郭勛，此时正坐镇州治，广阳郡蓟县。

与宽厚保守的涿郡太守刘郃不同，郭勛是另一种典型。

他並非凭藉经学德行或政绩卓著升至高位，而是走了中常侍张赵忠的门路，花费了巨额的“礼金”，才坐上了这幽州刺史之位。

看中的便是边地军务油水丰厚，与鲜卑、乌桓的“互市”、“抚赏”，乃至郡国上缴的赋税、军中粮餉器械採买，处处皆可伸手，堪称钱途无量。

其人贪婪而精於算计，赴任以来，所思所想无非是儘快捞回本钱，並大赚特赚。

对於地方政务、边备防务，只要不危及自身权位，往往敷衍了事，但敛財、索贿、安插亲信、打压异己，却是手段嫻熟。

接到涿郡转呈的公文时，已是半月之后。如今公文传递，虽有驛传系统，然路途遥远，山川阻隔，加之官僚体系的层层周转，耗时半月实属正常。

郭勛漫不经心地展开公文阅览，起初看到“聚眾”、“擅杀”、“抗法”等字眼，还颇不耐烦，觉得又是地方豪强滋事，徒惹麻烦，还影响他『收税。

但看到“中山靖王之后”、“诛杀太平道党羽”、“聚眾数百操练甚严”以及“桃夭妖言”时，他那双精於算计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贪婪之人，往往能从麻烦中看到“机会”。

“妙啊！”郭勛抚掌，脸上露出笑意，“正愁近来各处『孝敬不足，年景不好，便有肥羊送上门来。”

“这刘备，聚眾数百，想必有些家底。那涿郡刘郃，是个怕事的宗室老朽。正好一併拿捏。大军一动，钱帛巨万。可借劳军之名，让刘郃这老儿献上大批钱粮布帛。”

他丝毫不信太平道会立即造反，在他看来，那不过是愚民黔首的迷信把戏，最多是小股滋事，成不了气候，正好藉此夸大其词，以方便自己行事。

於是，郭勛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派遣麾下校尉邹靖，率领五百蓟县营兵（刺史直辖的州郡兵），前往涿郡查明刘备擅杀、聚眾一事。

若其果有不法，即行弹压，勒令解散部眾，听候发落。

若情有可原，亦需申明法纪，不得妄为。

而重中之重，自是趁机索贿，获取金银財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