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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教育的人本化与人性化（第2页）

他说，我从不给小学生打“不及格”的分数。如果儿童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我就对他说：“你试一试重做一遍，只要下点功夫，你就一定能做好。现在还没有给你打分数，你再努力点，就一定能得到好分数。要是你有哪一道题不懂，明天上课前到学校里来，咱们一起想一想。”上课前的半小时，是我跟学生一起进行最有趣的脑力劳动的时间，也是我跟学生心灵相互交往的幸福时刻。在这半小时里，儿童是带着他的苦恼来找我的。要知道，儿童不会做功课，没有收获，是他真正的痛苦。不知道你是否体验过，跟儿童一起思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清晨，在校园里一棵繁花盛开的苹果树下，我跟三年级学生尤拉坐在一起。我们面前有一道应用题，必须把它解答出来。我帮助这孩子随时拨正他思路的航向，终于，他发现了真理，内心充满了喜悦，他觉得他在认识的道路上提高了一步。他感到幸福，他的苦恼消失了。跟儿童在一起思考的这种时刻，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欢乐。我向你们担保，年轻的朋友：正是在这种时刻，儿童的信任才充分展示出来。如果我跟他一起解除了他的苦恼，他就绝不会欺骗我。我叫他自己把分数写进记分册，这给他一种自豪感和尊严感。[5]

我国社会长期盛行着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观念，那就是崇尚人们的等级尊严，忽视人们的人格尊严。至于在教育过程中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尊重，对于某些教师来说，还没有确立这样的意识，他们往往把侮辱学生的人格看得无足轻重，当成家常便饭，这方面的事情不时见诸媒体的报道。这种状况给少年儿童敏感的心灵带来的伤害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曾自述12岁读初二时的一段经历[6]，读来震撼人心：

由于数学老师对她极为冷淡，她上课时总是感到老师的眼睛“像小刀一样随时会飞来杀我”，所以根本听不进课，成绩一直很差。后来她发现，每次数学小考的题目都是老师从课本后面的习题中选出来的，于是就凭借记忆力好，把这些题目的解法事先背下来，终于连续得了6个100分。一次，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让她当场做一套初三考题，她当然一道也做不出来。老师便把她带回教室，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最喜欢吃鸭蛋，今天老师想再请她吃两个。”说罢，就用毛笔在她眼睛周围画了两个大圆圈，并罚她在教室角落里一直站到下课。下课以后，老师又罚她到操场上绕场一圈“示众”。

这次人格侮辱给这个小女孩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使她从此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最初，她一走到自己的教室旁，就会昏倒；后来发展到只要一想到上学，就会失去知觉。于是她再也不能上学，在家里锁上门窗，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与世隔绝。直到7年后她19岁时才结交了一位朋友，并在这位女友——台湾作家陈若曦的帮助下才重新开始接触社会。

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到，教师对学生人格的不尊重，在教育过程中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过失，它对学生精神世界的打击和给学生人生道路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和弥补的。

2。让学生感到你是一棵大树，把绿荫覆盖在他们身上

（1）忌“以分取人”、对学生别贵贱定亲疏

学生分数低、成绩差，是发展中的差距，教师没有任何理由因此而漠视他的人格。几岁、十几岁的学生，他们还是骨骼未长就的孩子，他们还在发育，他们身上每分每秒都可能会诞生一个新世界。

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些学生时期考试分数并不突出的人，后来却成了优秀人才，甚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例如富兰克林、瓦特、法拉第、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美国女科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在81岁时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她在领奖台上说：“我是一朵秋天里的雏菊，我相信，不是每一朵花都在春天里开放。”[7]的确，每一朵花都有自己开放的季节，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亦有快有慢，同一个年龄段的孩子认知水平也存在差别。快或慢没有优劣之分，只是节奏不同而已。教育要尊重差别和差异，要善于聆听不同节奏的“交响”。现在，在很多国家，学生考试分数被作为其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学校和教师不得随意向他人公开，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某些学生因分数而受到歧视。

（2）让体罚和变相体罚远离文明的场所

善待孩子是教师的责任，善待孩子包括要学会容忍孩子的弱点。但这方面经常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有的教师动辄辱骂学生：“你真笨”“你的脑袋真是一块死木头疙瘩”……甚至将学生的祖宗八代也一起“株连”上。

有的教师为了抬高毕业班的总成绩，给成绩差的学生开出“弱智”证明，把他们推上了求学无门、受同学歧视的“绝路”。

有的教师仅因学生从同学的文具盒中拿了10元钱，就用锥子在学生脸上刺了一个“贼”字，并涂上墨水以示“训诫”。

有的教师让全班学生轮流打没写作业男孩的耳光，有的同学下手轻了，教师还让重新打，只有用力打才能过关。12岁的小明（化名）在日记中写道：“幸好我的自尊心不强，要不然（我）就完了。”

有的教师在“表现不好”的孩子脸上盖“蓝印章”以示惩戒。一名学生要求将印章盖在手上，不像脸上那么明显，遭到拒绝。

……

发生在教师身上的这些事，虽然只是个别的，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既伤害了学生的身心，也伤害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在人面部刺字，是古时对被充军流放的人的一种墨刑；而“掌嘴”亦是旧时有权势者侮辱身边人的一种做法。如此举动，何以发生在当今校园？

从法律角度讲，这类行为中的某些做法，已经触犯了《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这样的教师，如果不尽快改正自己的错误，不但无法为人师表，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从道德角度讲，就更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类行为对学生身心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少年儿童幼小的心灵对于这一点特别敏感，不少学生正是被某些教师诸如此类的不慎行为所伤害、毁掉的。

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教师这门职业要求于一个人的东西很多，其中一条要求自制。在你叫喊以前，先忍耐几秒钟，想一下：你是教师。这样会帮助你压抑一下当时就要发作的脾气，转而心平气和地跟你的学生说话。”我们当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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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了加拿大的许多老师，发现了加拿大的老师和中国老师的最大不同点。加国老师对学生信任、尊重，经常做的是赞扬和鼓励；而中国的老师则希望领导一群小绵羊，时常“鞭策”和“教诲”；加国的老师和同学的关系是平等的，遇事老师会用商量的口吻说：“Whatdoyouthink？”（你们认为怎么样？）中国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只是师生关系，说话常用命令的口吻：“你们必须……”；加国的老师会和学生一起看电影、旅游，学生常常会拥吻老师，中国的老师会在教室后门的长方形小孔里观察学生上自习的情况。中国的学生也会向老师打小报告，以证明自己与老师的关系非比寻常。[8]

（二）宽严有度才是爱

1。严与慈：辩证的统一

教师对待学生往往有两个极端的倾向：对成绩好的学生宠爱有加，对成绩差的学生则冷若冰霜。“差生”跟“优生”发生矛盾和冲突，你再有理也没理，道理永远在成绩好的学生一边。教育界有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经典”笑话——课堂上一个成绩好的学生和一个成绩差的学生都在打瞌睡，教师怒气冲冲地跑到成绩差的学生旁边，用手猛敲他的桌子，边敲边骂：“你简直是个瞌睡虫，一拿着书就睡觉，你看看人家，人家睡着了都抱着书！”

实际上，教师的“嫌差爱优”对两种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都是不利的。

爱与严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教师的严格必须以爱为基础，不能让它变成那种让学生感到害怕、敬而远之的“严厉”；另一方面，严格又必须对爱有所限制，它要求教师不能完全感情用事，不能对学生溺爱和放纵。从本质上说，严格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对学生充满责任感和理智感的无比深沉的爱。苏联教育家赞可夫曾说：“不能把教师对儿童的爱仅仅理解为用慈祥的、关注的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对学生的爱，首先应当表现在教师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精力、才能和知识，以便在对自己学生的教学和教育上，在他们的精神成长上，取得最好的效果。因此，教师对儿童的爱应当同合理的要求相结合。”[9]苏联另一位教育家马卡连柯也说：“我的基本原则——永远是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他。实在说，在我们的辩证法里，这两者是一个东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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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之害[11]

我任五年级班主任时，班里有个女生叫夏娟娟，长得漂亮，聪明伶俐，能歌善舞，能说会写，各科成绩都很优秀，特别是普通话朗读更为突出。

好孩子都特别容易获得老师的喜爱。课堂上，我提问她最多；作文评讲，她的作文常被我当作范文来读；文艺表演，她是领唱；活动课上，她是主持人。她原是班级文体委员，我自作主张把她提为一班之长。不论班中有什么活动任务，我都放心地交给她去做，她都能完成得十分出色。代表学校参加全省小学生读书征文比赛，她获得了一等奖；参加市区文艺汇演，她获得了第一名；参加学校朗读比赛，她是特等奖。她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她替班级争了光，她给我的脸上贴了金，我怎能不喜爱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