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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第2页）

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人口的比=当年跨省（市、自治区）流动人口总数当年年末省（市、自治区）常住人口数

分省（市、自治区）指标的分母是年末常住人口，这是和全国指标的差异。

《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1。47亿人，其中跨省（市、自治区）流动人口4779万人。之后，流动人口规模连续七年递增，在2014年达到顶峰，为2。53亿人；2016年年底，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比2015年年末减少了171万人，这是中国流动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见图2-10）。与之相对应的是人户分离人口的变动，2014—2016年，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分别为21。79%、21。39%、21。12%，实现两连降。流动人口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改革，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其中，90%以上的人落户地在城镇，成为新市民。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人口流动仍然是我国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推进，为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及全体劳动者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保驾护航。

图2-102007—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

数据来源：2007—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政府治理指数

社会保险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就劳动力市场平衡性问题而言，社会保险有调节收入分配[44]、降低市场风险[45]的作用，是影响劳动力市场价格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报告选择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覆盖率作为三级指标，三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10%、5%和5%。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养老保险覆盖率=城镇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年末总人口数

工伤保险覆盖率=参加工伤保险人数年末总人口数

失业保险覆盖率=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年末总人口数

之所以选择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覆盖率作为三级指标，是因为从市场规制的视角来看，这三个指标综合考虑了劳动者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设计有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水平的治理手段一般会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利于构建基本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第二，能够满足基本的人权保障；第三，审慎对待冲击可能导致的市场稳定性和灵活性双降的措施。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基础，首先，本报告选取养老保险覆盖率作为代表基本社会价值规范层面的指标。从家庭养老到社会辅助养老是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继承与革新。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在现代化的中国，这一基本道德规范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宪法不仅将赡养父母列为儿女的义务，而且将其体现在公共福利事业中，养老保险则是体现这一基本社会价值规范的落脚点之一。其次，选取工伤保险覆盖率作为代表基本人权保障的指标。工伤保险是世界上较早产生的社会保险项目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国际人权谱系。从本质上看，工伤保险是一种与劳动契约关系发生有关的，当劳动者基本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和劳动权利受影响时的救助、补偿与保障措施，是有关劳动安全的基本劳动保护措施，属于基本的人权保障范畴。再次，选取失业保险覆盖率作为代表防范外部冲击的指标。当受到冲击时，如经济危机、技术革新、政策变更，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劳动力市场稳定性水平下降。如果失业的劳动者彻底失去生活保障，无机会流动或恢复原有岗位，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人力资本闲置造成的“死角”，不稳定压力固化，市场灵活性降低。失业保险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为失业劳动者及家庭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二是通过专业训练、职业介绍等途径为劳动者再就业创造条件。前者体现了失业保险的社会功能，后者则体现了其经济功能。另外，本部分没有用医疗保险覆盖率，原因在于城市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再将这个数值几乎等于1的指标放入其中意义不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保险险种实现了从单一到多样的进步，为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其作用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显著差异。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与计划经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保障系统建立。这一时期，社会保险主要指劳动保险。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提出要在我国“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此纲领指导下，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险的法规文件，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以及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保险制度从无到有，劳动者权益保障走上了有制度、有组织、有监管的路程。

1965年，卫生部、财政部发布《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这是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雏形；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事实上，这是一个退休制度，可被视为养老保险制度的萌芽。到6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不高，但这些措施成为统筹配置与用工以及防范市场风险的手段。

第二阶段，“**”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趋缓，唯有农村合作医疗成为后期借鉴的蓝本。1969年国有企业开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之后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工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尽管如此，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枝独秀，到1976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合率已达到90%以上，在农村基本上能做到“小病不出队，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县”。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在“**”之后逐渐淡出，并于2002年再次被启动。目前，乡村已经基本实现“新农合”全覆盖，参合率达到99%以上，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对“新农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三阶段，“**”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阶段。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第48条至第50条对劳动者的福利，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帮助等保障问题做出了规定。1978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这两个办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恢复重建退休制度。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确立了我国特殊的养老制度——离休制度。1980年3月，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整顿与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通知》，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依照通知的相关规定对由于“**”中断的企业社会保险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恢复，国家开始逐步建立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制度。1986年，对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制度，正式开启社会保险改革的征程。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现代化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设阶段。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阐述了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保障制度目标和路径。全国人大、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紧接着，在国企改革、城镇失业率上升、生活困难人员增多背景下，我国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及城镇困难家庭的生活。之后，一系列针对性强的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继出台。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部分县（市）开始试点；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2007年，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1年，国家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法律的形式确保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顺畅运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32届全球大会授予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

政策影响加之企业和劳动者参保意识提升，参保率上升趋势显著。2007—2016年，劳动者参加保险人数呈现增加趋势，养老保险增幅最大（见图2-11）。从总体趋势上看，年末参加养老、工伤和医疗保险的人数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6。7%和5。0%。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加较快，其中，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成为集中参保年，参保人数环比增速分别达到52。8%、71。1%和30。0%。

图2-112007—2016年中国参加基本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人数

数据来源：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指标的特性及计算方法

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的指标构成和使用方法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综合性。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LMBI）覆盖面较宽，二级指数由四个指标构成，为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价格指数、流动性指数和政府治理指数，它们分别代表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工资价格稳定性、劳动力配置情况以及政府的调控效应，即关乎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价格差异、流动与治理。三级指标从不同角度支撑二级指标，满足综合性原则，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综合模型。

第二，简明性。LMBI为测度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性水平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描述，一方面，剔除了个别追迹指标的杂音；另一方面，三级指标选择了通过官方网站及官方途径可获取的、省（市、自治区）有统计记录的9个变量，考虑了数据可得性强、真实性强、指标数量适中、可比性强的原则。

第三，针对性。LMBI中，劳动力市场供需、工资价格两个二级指标的权重较高，原因在于数量和价格是体现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的核心，其组成的二维坐标系内，两个指标动态稳定在某一点即表现为市场均衡。而流动性和政府治理是劳动力市场从不平衡到平衡这一动态过程的重要推力和实现路径。

第四，趋势性。LMBI公布的是一定时间内的动态波动值，而非水平值。比如，在确定劳动力市场供需这一二级指标的子指标过程中，会考虑传统指标的缺陷，选择求人倍率且增加其权重来解决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估真实失业程度、反映总体失业状况敏感度弱的问题。

数据可得性是本研究遇到的难点问题，尤以求人倍率为甚。本研究为了从全国和省级两个层面计算指数，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特别选取了两类官方数据分别进行指数计算。全国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省级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司。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均有持续的调查记录，但是省级层面只有1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本章第三节列示了2012—2016年各地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结果。

计算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的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逆指标和区间型指标都转化为极大型指标。其中，逆指标取倒数；区间型指标正向化方法为[46]：

其中，xi为三级指标值，为了规避极端值的影响，这里对集中趋势指标的选取进行了调整，计算供需指标时，求人倍率k为1，计算流动性指标时，流动人口比率k为中位数。

第二步，用功效系数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第三步，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权重。具体的，上文已经阐释，采用专家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课题组邀请了国内外20名劳动经济领域专家对该指标进行赋权，最终讨论达成一致意见。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步，用加权平均法计算评价总指数。计算出来的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是一个正指标，该数值越大，说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