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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找寻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坐标（第2页）

（一）保持劳动力规模适度增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必要的劳动人口规模增长率是保持经济增长高质量的前提。

市场范围和市场规模扩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而人口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规模。琼斯和罗默（JonesandRomer，2010）[1]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变化特征，提出了新卡尔多事实：市场范围扩大；经济增长加速；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存在明显差异；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劳动者人均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由人口规模扩大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是决定分工和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

人口规模决定了经济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边界与前沿。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和持续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力资本的积累规模直接依赖于人口规模。可以近似地认为，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具备发明创造新技术的潜能，它独立于人口规模。因此，劳动力资源规模越庞大的经济体，发明新技术、改进新工艺的概率也越高，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结果与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历史增长的数据也表明，世界人口增长速率与人口规模水平呈近似的比例关系，技术进步速率并不独立于人口规模。[2]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人口资源的发展速率取决于经济发展初始阶段的人口资源储备规模，初始人口规模越大的经济体越可能达到更高的技术水平和实现更高的收入水平。

不过，人口结构过于老龄化将会降低生产率增长。瓦西卢克（Wasiluk，2013）[3]研究了企业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劳动力的老龄化对生产率的影响。他通过构建一个动态模型，分析了企业对老龄化劳动力的雇佣决策和技术选择，结果发现雇佣更多年长劳动者的企业比那些雇佣更多年轻劳动力的企业，升级其企业技术的频率更低，对更便宜的旧有技术的偏好更强。原因在于，高龄劳动力的预期职业生涯更短，这使得企业在雇佣高龄劳动力并进行技术投资的时候有所顾虑。作者用模型对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在2010—2025年，劳动力老龄化降低了大约0。25个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点。

因此，经济需要保持适度的人口增长，以维持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稳定，从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控制收入分配不平等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影响收入分配，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与收入分配呈倒U形的关系。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本部分重点讨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增长的作用机制。早期的研究指出，不平等对经济发展可能会有积极影响，前提是收入和财富集中到储蓄率高的资本家手中，进而扩大社会积累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后很多研究都逆转了这一结论。

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损害人力资本积累，从而降低长期的经济增长持续性。在一个信贷市场不完善的市场里，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人力资本不可分割，初始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将导致多重均衡，收入分配不平等将阻碍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损害社会总体人力资本积累，降低长期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4]

第二，相对于市场性的不平等（marketiy），结构性的不平等（struequality）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更明显。[5]研究发现，结构性的不平等是由一些非市场性的历史性的因素所造成的，比如，对殖民地的征服、奴隶制度、土地掠夺，它创造了阻碍市场竞争性发展的力量；市场性的平等是由市场因素所导致的，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成功与否常常是决定结果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体现为个体、企业、城市以及区域之间的结果不平等。因此，市场性的不平等对增长的效应是模糊的，而结构性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

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累积可能会扭曲资本积累，损害生产能力投资的前景和机会，从而导致生产性资本与非生产性资本之间的恶性关系。能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与不能生产的资本，影响着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最终传递到实体经济，已经被解释为需要新型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监管，来重建经济中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健康关系。在阿门多拉等人（Ameal。，2017）的论文中[6]，作者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实体经济危机根源于西方国家近30年来收入不平等的强劲增长。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造成了总量需求不足的危机，强烈削弱了生产能力投资（iinproductivecapacities）的前景和机会，迫使资源转移到其他的用途，因此发展出一个产能性资产与非产能性资产之间的恶性关系。在这一背景下，要推动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就是要重建社会正义的分配条件，这不能通过一个减轻私人或政府公共债务权重的政策来实现，而是要通过对非生产性部门的收入税来实现再分配，一个细调微调应该能阻止超额税收从积极效应转入负效应。

（三）适度干预劳动力市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21世纪以来，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干预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讨论的重点。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还是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都开始讨论引入劳动力信息不对称、搜寻摩擦和政策干预后的失业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综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官方以及主要研究文献，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类。[7]

一是保障劳动者社会经济权利的法律制度，包括保障劳动者自由迁移、自由居住、自由择业和公平就业权利的法律和制度，这是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以2007年欧盟各国签字生效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为例，该宪章提出了54项保障自由、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公民权利条款，包括自由选择职业和参加工作的权利，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进行的集体谈判和协商权，公平和公正的工作环境。

二是对就业者的保护。从劳动者就业关系的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都由法律保障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例如，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劳动者就业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各国还专门制定了约束企业解雇行为的法律，明确规定企业解雇一个人以上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提前通知员工和政府相关单位。

三是相关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失业、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其中对就业影响最大的是失业保险。在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里，政府除了通过限定失业保险享受资格与失业保险资金的筹集方式外，还通过保险金支付水平和支付期限等方式，保障失业者的正常生活，促进社会再就业。

四是由政府出资提供的各项就业促进和保障项目（非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之类）。例如，针对特定人群的就业保障项目，失业率上升时的就业提升计划，对劳动力再就业的培训项目等。根据这些支出项目的特点，又可以将这些支出分为主动型支出和被动型支出。主动型支出包括为求职者和转换工作者提供培训、咨询的服务性支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激励人们参加工作等方面的支出。被动型支出的范围则比较狭窄，主要包括对不工作的人的收入补助，以及对提前退休人员进行的支付。

欧洲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根源。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一场深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袭击了欧洲各国，导致失业率迅速上升，贫穷、不平等愈演愈烈，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开始深刻认识到自由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市场缺陷。于是，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提出福利国家建设的口号，福利制度建设开始向欧美国家扩散，劳动者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根基也越来越稳固。不过，不同国家因国情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从而形成差异化的结果。

一般地，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可能会改变劳动者和企业的激励，可能会改变劳资双方谈判的力量对比，可能会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影响经济运行。研究表明，严格的劳动力市场规制可能会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但是对就业和失业的影响则比较模糊，国家间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差异可能是解释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的非常重要的因素。[8]

适度的失业保障能够改善社会整体福利。根据阿西莫格鲁（Acemoglu，2001）的研究[9]，在一个非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导致低效率的就业结果，市场存在相对更多的低工资工作；而引入适当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干预，包括构建最低工资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可能会通过保障失业者的利益来淘汰低工资水平的工作而改变就业结构，从而改善社会整体福利。

（四）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产业和职业之间配置劳动要素，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功能。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能够及时地将市场的价格信号和就业机会传递给工人，从而引导工人的流动。[10]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和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相对工资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而相对工资本身又可能是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增强劳动力流动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当经济存在摩擦性失业时，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来满足劳动需求的转移，能够有效降低失业水平。另外，如果劳动者与岗位之间存在错配，积极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再配置，有助于降低劳动要素配置扭曲和改善生产效率。研究表明，通过匹配专用型信息和劳动力流动改善劳动者与岗位的匹配，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相当于GNP的6%～9%。[11]

城镇化是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就业和生产的空间分布也会随之变化，一个最显著的变化特征是不断提升的城镇化。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50年到2010年的60年时间里，城镇地区的人口从7。32亿人上升到34亿人，城镇化率也从30%以下上升到50%以上。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非常关注国内人口的地理分布，而其中许多政策制定者事实上实施了降低国内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政策。城镇化的进程中，既有工业化也有无工业化的城市化，而城市规模也发展各异，理解部门和地区发展的特征很重要。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向城镇地区和工业部门的流动，促成了城市化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崛起。

劳动力流动对高质量增长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流动往往存在着各种成本和障碍，劳动力流动的益处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在一个两部门就业模型框架下，定量估计发现直接的流动成本（精神和货币）高达平均年收入的50%～75%；如果将劳动力部门转移和流动的成本降为0，两个部门的产出都将在现有水平上翻倍。[12]因此，降低劳动力流动障碍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