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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归类的天才沃尔夫冈的多重身份（第2页）

他的无国界医生同事B告诉我们，由于他们的工作地域大多处于战乱和贫困地区，他们往往很难获取足够的资源和器械，很多时候都需要人们自给自足。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人都被逼成了全能人才。

“不只是我们，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也这样，”B说，“在海地时，维和警察们时不时就会去中国人那儿蹭饭，因为那儿物价奇高，新鲜蔬果很难获取，而中国人在那里也能种出蔬菜。我们就想，沃尔夫冈也算半个中国人，肯定也带有相关能力吧？然后他就去借了种子，也种植成功了。再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跟维修工们学着修营地里的设备，自己做一些工具，让我们省了一大笔经费，可以买更多药品了。”

这种习惯保留到了现在。温特仍然在公寓的阳台上种菜，偶尔带着自己做的饭到俱乐部，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当午餐。他还用几个发卡修好了大巴的空调，徒手修过抛锚的车，修过队友家里的灯和水管，甚至“修理”过队友家孩子们的数学题。做这一切时，他总是自然而然地上前去，仿佛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本能。

此外，他还在继续他的医生工作。当队友出现身体问题，或在场上倒下时，他总是下意识探头探脑。关于这一点，詹姆斯·卡特深有体会，因为温特在训练中发现了他的大腿肌肉问题，并为他争取到了休整时间。

“我自己都没有感觉，但豆豆坚持说有点情况。”他说，“如果不是他带我去找队医，我可能就要伤停很长时间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月前，他与队医们合作，在BMJOpenSport&ExerciseMedi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腹股沟损伤预防的论文。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成果。当记者提起这事时，他愣了几秒，才说：“我只是提供了点数据。你瞧，我四年没进过实验室了。给自己做做评估还行。发论文？我早就跟不上医学发展速度啦。”

“战士”：历史中长大的孩子

要理解沃尔夫冈·温特的传奇经历，或许需要回到一切的起点，他成长的环境中。

1993年，八个月大的沃尔夫冈，作为夏洛特公司董事长夫妇的长子，没有在家族的别墅中被佣人悉心照料，而是被带到了千里之外的中国长春，交由两位传奇女性——社会学家艾丽卡·温特与语言学家王绎之——抚养。官方说法是，董事长夫妇因“工作过于忙碌”而做出了这一安排。

“我出去玩，院子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们都指着我说小毛子人，那个毛子参谋长的重外孙子。”温特说。

他们口中的“毛子参谋长”，是温特女士的养父，联邦德国前总理海因茨·温特。他于1926年带温特女士来到中国，历任政府军四十二军参谋长、中国远征军参谋长，深度参与重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战场的作战。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夫冈的首名正是“海因茨”。这两位“海因茨”明明并无血缘关系，却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令人感慨基因的巧合。

和温特女士类似，王绎之女士是二战遗孤，也是亲身参与战争的战士。她的养父王子路将军是韦廷先生在中国时的下属，曾经率小队士兵在沦陷的首都作战，偷袭日军驻南京司令部，杀死一位日本亲王和两位高级将领后全身而退，被中国政府大加宣传。时年七岁的王女士虽然没有真正参与这场战斗，却也在现场不远处等候，跟随他们一起撤离。作为在战火和废墟里长大的社会科学专家，这两位女士显然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小时候是在书堆里长大的，”温特说，“说文解字、甲骨文专著、各种文学著作和史书，还有物理学的书。这些知识太复杂，搞得我几乎没什么同龄朋友。”

为了交朋友，温特可谓绞尽脑汁。他学习流行的游戏，恶补各种动画片，和小区里的孩子们一起踢球，甚至帮他们完成家庭作业。但最后，他发现，掌握一门新语言比进入同龄人们的闲聊圈容易得多。

“我还是喜欢跟着奶奶们到处跑。”他说。

跟随两位学者奶奶的脚步，温特走遍中国各地，也去过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和美洲。他学会了骑马、游泳、做饭、包扎伤口、辨别基础草药，甚至还有一点武术。直到现在他还喜欢练习武术，说有利于降低重心，提升核心力量。在他看来，丰富的经历让他早早有了帮助贫困地区人民的梦想，进而选择走上无国界医生这条路。

在两年的无国界医生经历中，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动荡地区一线。炮火、冷枪、饥饿、瘟疫一直笼罩着他们的营地。他们要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手术，从当地武装手中获取物资，用各种手段对病人家属解释治疗的必要性，甚至还要在多方势力中周旋，保证营地安全。或许这也是温特拥有那么多技能的重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让他又选择成为职业球员呢？

“我想救人，但没有足够的名气或金钱打底，哪怕求神拜佛，也是杯水车薪，”他抚摸着手上的西王母纹身，脸上没了笑容，“通过这几年的国际组织经历，我发现，不论是各类武装力量还是普通平民，都认名气和钱。只要有一样，一样就好。既然我有机会让更多人关注我们的工作，给同事们争取更多的资助和社会支持，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这个理由听来高尚且充分，却回避了一个关键事实：他本身就出身于一个拥有足够资源与关系网络的家庭。

在多次深入采访后，一个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沃尔夫冈·温特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始终讳莫如深。在公开资料中，他与小他四岁的弟弟莱昂·温特的成长轨迹截然不同。莱昂常年伴随父母出现在各类社交场合，沃尔夫冈的影像则几乎全部定格在两位奶奶身边。

很多人都曾打探他的家庭情况，但他往往只是笑而不语，很快岔开话题。这种刻意的回避，与他谈及其他话题时的坦诚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语：无法定义的存在

在这个习惯于将人标签化的时代，沃尔夫冈·温特无疑是一座贴满标签的，拒绝被分类的迷宫。他出生在德国，却在中国长大，在丹麦求学；他是个高大的男人，却拥有很多女性特质；他生在富裕家庭，却在最不发达地区工作；他作为医学生，却选择了踏上球场。他把自己活成了薛定谔的猫，每次打开盒子，都能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当记者提出这个自我定义问题后，沃尔夫冈·温特歪歪脑袋，露出他标志性的、略带羞涩的笑容。

“我奶奶说，我就是个长得太高了，还在找妈妈的问题儿童。”他顿了顿，轻声补充道，“我觉得她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