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海的召唤1950年春的一个深夜,张学良在灯下拆开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信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写来的,邀请他去美国考察工业。信写得很客气,但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西方人特有的直率:“东北有全中国最好的工业基础,但你们的技术已经落后了十年。”他把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后放在桌上。窗外,沈阳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火车站的汽笛声偶尔传来。他想起十几年前,东北也有过一段开放的日子。那时港口里停着各国的船,工厂里用着德国的设备,学校里教着英语和日语。后来战争来了,什么都断了。赵一荻在里屋听见他翻信纸的声音,披着衣服出来,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怎么不睡?”“在想一件事。”她没有追问,去厨房热了一碗红豆汤端来。他接过来喝了,忽然说:“我想派一批人出去。”“去哪里?”“美国。学技术。学管理。学人家怎么把东西做好、卖好。”她没说话。她知道,他一旦说出这样的话,就已经想了很多天了。“你觉得行吗?”他问。“你做的事,哪件是容易的?”他笑了,把碗放在桌上,重新拿起那封信。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信纸上,也照在他日渐稀疏的头发上。第二节:三个年轻人第一批赴美名单确定那天,张学良在文件上签了字,忽然问秘书刘鸣九:“你说,这些人出去了,还回来吗?”刘鸣九愣了一下,说:“应该会吧。”张学良没再说话。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名单上一共十二个人,都是从东北工学院和工厂里挑出来的年轻人。年纪最大的三十五岁,最小的只有二十四岁。他们要去的是匹兹堡、底特律、芝加哥,学冶金、机械、化工。出发那天,张学良在火车站送他们。站台上风很大,他的大衣被吹得猎猎作响。他一个个握手,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反复说:“好好学,注意身体。”火车开动的时候,一个叫周永年的年轻人探出车窗,大声喊:“少帅,我们一定回来!”张学良朝他挥手,直到火车消失在铁轨尽头。回来的车上,赵一荻发现他一直在看窗外,眼睛红红的。“舍不得?”“不是舍不得。是觉得对他们有亏欠。人家的年轻人,在这个年纪已经在大工厂里当工程师了。我们的年轻人,还要去给人家当学徒。”“所以更要让他们去。”他点点头,没再说话。第三节:港口的夜晚大连港的扩建工程,比张学良想象的要艰难得多。1951年夏天,他第三次去工地视察。码头上到处是钢筋水泥,工人们在烈日下光着膀子干活,背上晒得脱了皮。总工程师老赵陪着他走了一圈,指着一处刚浇筑好的码头说:“这段底下打了一百二十根桩,最深的一根打到海床下三十米。”“为什么打这么深?”“地质不行。底下全是淤泥。不打深,将来万吨轮靠上来,码头会塌。”张学良蹲下来,摸了摸粗糙的水泥面。他注意到老赵的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灰。“你多久没回家了?”老赵愣了一下,笑了笑:“不记得了。上个月回去过一次,孩子都认不得我了。”张学良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辛苦了。”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沈阳,而是住在港口旁边的一间临时宿舍里。半夜睡不着,出来走走,看见码头上还亮着灯,工人们还在干活。吊车的轰鸣声、打桩机的撞击声、海浪拍打岸基的声音混在一起,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清晰。他忽然想起父亲。当年父亲在东北修铁路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站在工地上,在深夜里看着工人们干活?是不是也在想,这条路修通了,会怎么样?他没有答案。他只知道,路修通了,总比不通好。第四节:太平洋上“东北号”首航美国的消息,在国内报纸上只登了一条很小的消息。但在这艘船上的每个人心里,这件事大得足以装下整个太平洋。船长李宗明是个老航海人了。他在英国商船上干了十五年,什么风浪都见过,什么港口都停过。但这趟航行,他格外紧张。不是怕风浪,是怕出任何差错。船驶出大连港的那天晚上,他把所有船员叫到甲板上开了个会。海风很大,他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兄弟们,这趟船,装的不是货,是东北的脸面。大豆坏了可以再装,机器坏了可以再修,但名声坏了,就再也捡不起来了。我不是吓唬你们。美国人看我们,就跟我们看非洲人一样。他们觉得我们穷,觉得我们落后,觉得我们什么都做不好。这趟船,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能做好。”甲板上很安静,只有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一个年轻的水手问:“船长,你说美国人真的会买我们的东西吗?”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李宗明看着他,想了想,说:“会的。只要我们的东西好。美国人只认一样东西——好不好。好,他就买。不好,你就是他亲爹他也不买。所以我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差。”船在大洋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他们遇见过两次风暴,一次是北太平洋的台风,一次是阿留申群岛附近的低气压。第一次风暴来的时候,船摇晃得厉害,甲板上的浪有两米高。李宗明在驾驶台站了三十六个小时没合眼,眼睛熬得通红。第二天风浪小了,他走到甲板上,看见那个年轻水手正趴在船舷上吐。他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第一次过太平洋?”年轻人抬起头,脸色苍白,但笑了:“船长,我没事。我就是想,这条路上的人,都不容易。”李宗明没说话。他想起几百年前,那些坐着帆船跨过这片大洋的人,那些死在路上的人。他们更不容易。第五节:旧金山的码头“东北号”到达旧金山的那天,码头上来了很多人。大部分是华人,有老有小,有的穿着体面,有的穿着旧工装。他们站在码头上,看着那艘挂着中国旗的船慢慢靠岸,很多人哭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华侨被人搀着走过来。他穿着长衫,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他走到李宗明面前,拉住他的手,哆嗦着说:“我离开中国六十年了。六十年,第一次看见祖国的船。我以为这辈子看不到了。”李宗明扶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张学良在沈阳送行时说的话:“你们这趟船,不只是运货。是去告诉他们,中国还在。”船上的货物很快被卸下来。大豆、煤炭、生铁,都是美国市场需要的东西。美国海关的官员上船检查,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最后说:“你们的船保养得很好。比很多美国船都好。”李宗明听到这话,心里踏实了一些。他知道,这趟船,没有给东北丢脸。回程的船上,装的是机床、电焊机、拖拉机零件。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是东北工厂急需的。李宗明站在船尾,看着旧金山的海岸线慢慢消失在海平线下。海风很冷,他把衣领竖起来,心想:这条路,算是走通了。第六节:回来的路第一批留学生回国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京开会。他没来得及去接他们,只发了一封电报:“欢迎回家。”周永年是第一个回到沈阳的。他在匹兹堡学了三年冶金,又在一家钢铁厂实习了一年。回国的时候,他带回了两大箱书和资料,还有一台小型光谱分析仪——那是他用省下来的生活费买的。回到沈阳那天,他在火车站等了好久,没人来接他。他自己扛着行李,坐电车回了家。他母亲开门看见他,愣了半天,然后哭了。第二天他去东北钢铁厂报到。厂长看了看他的履历,说:“你在美国学的那些东西,咱们这儿用不上。咱们的设备太旧了。”周永年说:“那就换设备。”厂长苦笑:“钱呢?”周永年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他能回答的。但他还是去了车间。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厂里所有的设备都看了一遍,记了满满三个笔记本。然后他找到厂长,说:“设备可以不换,但工艺可以改。我算过了,把加热炉的温度控制改一下,把轧制工艺调整一下,同样的设备,产量能提高百分之十五,质量能提高一个等级。”厂长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你确定?”“我确定。我在匹兹堡的钢厂里干过,他们的老设备比咱们的还旧,但人家工艺好,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咱们的好。”厂长犹豫了很久,最后说:“那就试试。”三个月后,实验成功了。钢厂的产量确实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质量也确实好了。消息传到张学良那里,他专门让人去了解情况。回来的人说:“那个周永年,不错。”张学良听了,笑了笑,没说什么。但他让人给周永年送了一瓶酒,是法国领事送的,他一直没舍得喝。第七节:博览会上的年轻人1955年的东北博览会,是张学良这些年来最高兴的一天。不是因为来了多少外国客商,签了多少合同。是因为他在博览会上,看到了那些他送出去的年轻人。周永年在钢铁馆里,向日本客商介绍东北的新产品。他用日语跟人家交流,说得比中文还流利。旁边的翻译站在那儿没事干,只好帮着倒茶。一个学机械的叫孙德明,在机械馆里摆了一台自己设计的机床。这台机床不算先进,但它是完全在东北设计、东北制造的,用的钢材也是东北自己产的。一个德国工程师看了半天,问孙德明:“你在哪里学的?”“美国。”“为什么不留在美国?”孙德明笑了笑:“这里是我的家。”德国工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很幸运。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晚上,张学良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吃饭。他们在饭店里包了一个大包间,坐了满满两桌。菜上来了,酒也上来了。大家都有点拘谨,毕竟少帅坐在主位上。,!张学良端起酒杯,说:“今天不讲官话,就喝酒。你们在国外吃苦了,回来就好。”气氛一下子就松了。大家开始聊天,说在美国的见闻,说回国的感受,说工作中的困难。张学良不怎么说话,就是听。听他们讲匹兹堡的钢铁厂,讲底特律的流水线,讲芝加哥的摩天大楼。他听得入神,筷子夹着菜,半天没放进嘴里。散席的时候,周永年忽然走到他面前,鞠了一躬:“少帅,谢谢您。”张学良扶住他:“谢我什么?”“谢您送我们出去。出去之前,我不知道中国跟世界差多少。出去之后,我知道了。知道了,就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张学良看着他,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干。你们比我强。”第八节:账本博览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刘鸣九来找张学良汇报工作。他带了一个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这些年在海外贸易上的投入和产出。“少帅,从四九年到现在,我们在港口、船队、海外代表处、留学生这些方面,一共投入了大概这个数。”他报了一个数字。张学良点点头:“产出呢?”刘鸣九翻开账本的另一页:“贸易额每年都在增长。去年,东北对海外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了东北gdp的百分之十二。港口吞吐量比四九年增长了六倍。远洋船队现在有十五艘船,总吨位二十万吨。海外代表处已经开了六个,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巴西、澳大利亚。”张学良没说话,拿起账本翻了翻。然后放下,说:“数字我看不懂。你就告诉我,值不值?”刘鸣九想了想,说:“从经济上说,值。从其他方面说,更值。我们的年轻人出去了,看到了世界,知道了差距,也找到了方向。这件事,不能用钱来衡量。”张学良看了他一眼,笑了:“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刘鸣九也笑了:“跟您学的。”第九节:另一条路1955年深秋,沈阳下了第一场雪。张学良在书房里整理文件,翻出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照片,是三十年代在北平拍的。照片上的人,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散了。他看着照片发了很久的呆,然后小心地放回去。赵一荻进来,看见他坐在那儿发呆,问:“又想以前的事了?”“嗯。”她没再问,坐在他旁边,把他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一荻,你说,我这辈子做的这些事,有意义吗?”她想了想,说:“有。至少,那些出去的人回来了,那些船开出去了,那些路修起来了。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点点头:“看得见摸得着。但还不够。还不够。”她看着他,没说话。她知道,他永远觉得不够。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苦处。窗外的雪越下越大。远处的港口方向,隐约传来汽笛声。又有一艘船要出港了。这个冬天,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从东北出发,跨过太平洋,去学习,去看世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回来。张学良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雪。他想起父亲当年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是在修路。修好了,后人走。修不好,后人也要走。但总得有人修。”他不知道自己修的路,后人会不会走。但至少,路在那儿了。第十节:潮声1956年春天,张学良去了一趟大连。他已经一年多没来了。港口变了很多,比他上次来时更大、更忙碌。码头上停着好几艘远洋货轮,有东北自己的,也有外国的。吊车不停地在转,工人们喊着号子,一片繁忙。他站在码头上,看了一会儿,忽然对刘鸣九说:“我想上船看看。”刘鸣九愣了一下:“哪艘船?”“随便哪艘。”他们上了一艘正要出港的货轮。船不大,是跑日本航线的,装的是煤炭和生铁。船长是个年轻人,第一次见张学良,有点紧张,说话都结巴了。张学良在船上走了一圈,看了看驾驶台,看了看机舱,看了看船员住的地方。最后他站在船尾,看着港口慢慢远去。海风很大,吹得他大衣领子竖起来。刘鸣九站在他身后,问:“少帅,想什么呢?”“我在想,这些船出去了,能回来吗?”刘鸣九没听懂,以为他问的是安全,就说:“现在航线都熟了,天气预测也准了,安全没问题。”张学良摇摇头,没再解释。他不是担心安全。他是在想,东北这条路,中国这条路,走出去之后,还能不能走回来。走回来的时候,还是不是原来的样子。但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船慢慢驶出港口,海浪拍打着船身,发出有节奏的声音。那声音很古老,像几百年来所有船只出海时听到的一样。他知道,人不能因为害怕回不来,就不出去。父亲当年出关的时候,也没想过能不能回来。他在船尾站了很久,直到港口变成天际线上的一条细线。然后他转身,对刘鸣九说:“回去吧。还有很多事要做。”(第五十四世·张学良卷·远航·完):()人类意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