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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结论（第2页）

由于人们经常用一种非常不理性的方式从事活动——他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或者即使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在寻求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最好方式时所遇到的困难比马克思想象的还要多。比如，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大多数工人或者是宗教的、民族主义的人士，或者是激进的工团主义者（或者是他们所有人一起）为“社会民主党”进行投票；除了一些重要时期和重要地点之外，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莫不如此。马克思自己在他的异化理论中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提供了大量的解释。我们不能期望那些被环境制约的人们进行率直的思考，他们不能用这种对客观环境进行充分思考的态度从情绪上或思想上做出反应。马克思能够相信其他方式是因为他用于考察人的范畴对于这个任务来说完全不够。

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工人想得到（或者说他们濒于一无所有）

他们需要的东西，并且他们认识到了（或者说他们快要认识到了）他们现实的条件和利益，所以他一直对社会主义革命持乐观态度。因为即使物质条件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也不一定必然能够让工人做出反应：如果他们的处境确实形成了让他们不得不做出回应的特征，他们就会革命。这些就是被凡勃伦（ThorsteinVeblen）作为“能够计算的优点”而整合在一起的属性，而马克思认为不管异化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都拥有这种能力。①

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抑制性的理解，而是工人阶级的极端处境，他们受苦的程度让这种具有计算优势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一些。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安慰剂，而且从它们当中得出的结论也不能被忽略。他们的需要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满足他们的一般方法，既包括那些在体系内可资利用的满足，又包括那些需要体系转换的满足。因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不能单独保证满足工人的需要，即使是那些异化最为严重的工人也得不到满足。在这方面，工人的整个生命就是他的教育，他在其中形成了阶级意识，学会了接受把他的阶级利益当作自觉的目的。

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马克思绝不是认为完全毁灭了工人中合乎人性的东西，而是认为几乎完全毁灭了这一特征：“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②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是有目的的活动，它被理解为人掌握他想要改变的并且相应地指挥其能量的事物本质是什么的能力。一旦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现，它就成了工人把这种推理能力运用于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即使当马克思认识到很多重要证据对其不利，他也只是在解释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时遇到了障碍，这是因为他的概念框架中所包含的有效假设已经现实地或潜在地存在着。①

马克思的概念误用同样也发生在黑格尔身上，他谈到工人时把“被唾弃的状况”（abasement）和“愤慨”（indignation）混为一谈。②但这并不是黑格尔的独特天赋，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理性观成了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资本家，恩格斯被认为与工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一书让他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并且在让马克思产生一些误解方面“居功至伟”③。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与普通工厂工人之间的联系简直太少了。④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人们开始的时候总是把他人的合理性视为理所当然，而需要学习的东西常常是（或者说通常是）他们的非理性之物。根据这种观点，所有对马克思产生的重要影响都反对他吸取这种教训。

为了修订马克思的概念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这些事实，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在这里认为有一点非理性都是十分愚蠢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对有些因素关注太少而对其他因素关注过多的问题之故，或者说因为适当的关注给予得太迟了。由于此时此地他在算计上花了很多时间，因此他对环境的反应就是扭曲的：他就会过于热衷追求某些需要，并且对其他人来说，他就会成为一个冷冰冰的索求者。通过对马克思所看重的各种力量的重新权衡，部分过分之处和不足之处就会得到调整。但首先是，要比马克思更加清晰地区分五官感觉和一般所说的直觉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有用的。尽管所有人的力量对于自然界来说都是同样的征服手段，但是当涉及激励人的行动时，有的能力就比其他能力显得更加平等，而且进行这样的区分将会帮助我们发现它们是哪些力量。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好像受到关注而且与其地位不相符的一种特殊能力是性能力。年轻人更喜欢性活动，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它并且试图满足这种性冲动，而且年轻人比大部分成年人也更容易受到它的影响（没有性活动对人产生的影响甚至比有它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只不过是在弗洛伊德之后，大多数成年人才愿意承认这一点。人如果不吃饭就会饿死。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性冲动得不到满足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人不会死，但是这种禁欲活动会如何对人格产生影响呢?这样会强化哪些特征，又会削弱哪些特征呢?没有结论性的答案，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性压抑对所有阶级产生的影响明显导致了他们的非理性活动。①

由于适当的关注来得太晚之故，所以我对存在于新条件中的表象与相应发生的变化之间的时间间隔非常留意。尽管马克思对部分这种时间间隔的必然性是接受的，但是他不会让它太长，否则他就不能正确估计这种延迟所带来的潜在危害性了。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获得了他们的个人特征和阶级特征。于是，这些条件发挥作用并主要通过家庭得到传承，这至少在基本反应上塑造了他们，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反应基本上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因此，虽然养育他们的环境随着他们的日渐成熟而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他们的特征仍会反映出已经过去的情况。如果马克思对家庭的研究更加深入，那么他毫无疑问将会注意到，作为塑造性格特征的工厂，永远是一代人或此后的几代人生产出了现在的人，他们在未来将能够处理过去的问题。

即使是特征受现存条件影响最大的孩子也不会适合所要求的所有条件，因为家庭是社会抚育他们的主要机构，它的主要人员是那些世界观反映了当前时事万物的成年人。如果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现存条件显得太老，那么对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不管是修正还是歪曲，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而且这个棱镜就能够反映出年轻人的一切。结果是，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新的条件才会让人们按照他们的要求起作用（而且他们通常是年轻人）;更多的情况是，原来的条件发挥作用，并且因为特定的原因以一种更加不规律和扭曲的方式发挥作用。在一个社会当中（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变化是急遽的（尽管它的变化是表面上的），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大多数特征并不能与他们的生活同步发展。他们注定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反应永远是落后的。

为了解释时间间隔所导致的不理性，我将引入马克思概念框架——品格结构理念，它一般被理解为早期行为模式的内化，理解为被组织起来的习惯。在性格产生之后，这种性格上的思维僵化也就产生了，但是它是一种游离性的产物，对我们如何针对未来的事件和条件做出反应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独立的。

品格结构理念基本上没有歪曲马克思的基本框架；如果不是在条件和作用之间、在需要和需求之间、在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之间以及在活动和意识之间存在着一些事物，而且在这些事物之中并通过它们，一个东西必然会被改变为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他所描述的相互影响像以前一样继续存在。同样，品格结构既是根据现实生活条件异化的产物，也是导致异化活动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随着这种新要素的引入，我们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工人这么频繁地发现他们的爱好与目前形势需要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解释为什么他们总是产生误解并且不能用一种能够提高他们利益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我们还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人们今天被动地按照以前可能是理性的方式来行动，比如以战争、经济萧条或市场繁荣等以前存在但目前已不再理性的方式。

品格结构理念还有助于解释所谓的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逃避自由”（freeoffreedom）并且在权威面前表现得懦弱，毕竟他们仅仅是想在将来重复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而已。①最后，品格结构理念还有助于解释非理性的国家情感、种族感情和宗教情怀等内容，这是通过把它们看作早期行为模式内化后实现的表现形式，而早期行为模式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动力和力量。②

因此，当资本主义体系处于危机中的时候，当为了实现工人的利益而找出新的解决途径的时候，他们的品格结构已经让他们继续寻找原来的秘方，在那里他们能够像他们以前那样来做一些事情，并且也知道如何去做。当然，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随之发展了，工人的现实命运也得到了改观，阶级之间的流动也增加了，工人运动也由于领导无方而受到批评，工人阶级中白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并且资本家开始加剧国家之间的对抗和种族之间的对立——正像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防止阶级意识产生。那些接受马克思的分析的人很少承认大多数工人的品格结构本身也是混乱不堪的。由于这个概念被引入到马克思的框架之中，工人一定不能仅仅被视为他们周围条件的囚犯，而且还要被看作他们自己的囚犯，是他们自身作为当前条件产物的品格结构的囚犯。

暂时来说，用滞后的理性感来代替社会主义实践的非理性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晦暗不明的提议案。作为他们异化的一部分，如果工人把他们的条件视为一种禁止他们用理性方式对这些条件做出反应的品格结构，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努力，所有想要广泛传播的阶级意识都注定要失败。也就是说，在品格结构成型阶段，除非发现了一些影响它的方式方法，否则他们就会确信，内化为品格结构的行为模式绝对不会发展，或者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绝对不会获得它们现在拥有的持久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在改变年轻的工人阶级意识品格结构方面发挥作用的事件。其中包括越南战争、“冷战”的持续以及“冷战”中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日益明显的与讲授的理念背道而驰的种族主义、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的饥饿和苦难、感化工作和学校教育经常受到破坏、在新培训的和即将就业的熟练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吸毒以及新的愚昧的清教徒主义，等等，它们日益增长以至于相互之间发生了冲突。在每个例子中，在老一代身上养成的行为模式，通过将之转变为品格结构后使人们被动接受他们的命运。行为模式正在被转化为在一个或多个方面都反对年轻人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行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目前的青年人的反叛活动——有大量的青年工人阶级参与其中——允许出现对未来做出改变的观点。这种伟大的保护活动自身不是一种革命，也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是帮助改变明天的工人阶级，以使这样的革命具有可能性——这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和即将随之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同时发生的。①

除了马克思关系世界观和他处理人性时提到的概念框架之外，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我认为具有积极作用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他的异化理论。根据这样几种实际上已经发现的关系——尤其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关系——异化理论能够进一步展现出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影响的精确形式。马克思的辩证法适用于任何事情，他的人性概念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问题，异化理论针对的则是从资本主义视角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关系金字塔。因此，说到前面两者的使用，现在可能就需要增加一些它们如何让异化理论成为可能的内容；而后者的作用主要在于它弄清楚了资本主义繁芜复杂的关系。

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他人（尤其是资本家）以及类之间的基本关系，从他那个时代开始直至我们这个时代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这段时期中发生的事件，唯一需要做出重要改变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很多工人身上取得的进步，可能还有就是在界说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更加文明。但除此之外，劳动仍是在为他人造福时从事的生产性活动，是对内在压力做出的反应而不是需要的满足。产品仍是游离于工人之外的东西，而且他把需要误解为必须得到满足。结果就是同一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不同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被工作、商品和货币后面的竞争所支配。

这些异化关系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社会随处可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人们仍然是被他人和他自己的产品控制的对象。作为生产者，他被通知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以及如何工作。作为一个消费者，他被告知去买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广告的急剧增长已经让消费的人们变得浮躁。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的作用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么大了。在学术领域，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学科之间森严的壁垒，看到了像事实—价值区分这样的异化原理所具有的无可争议的支配性。在性关系方面，妇女一般仍被视为被动的对象。在全社会中，阶级、民族、宗教和种族仍然是一种监牢，为了建立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必须从这个监牢中逃离出来。

拜物教到处蔓延。人们并没有把他们的法律、宪法、女王、上帝、习俗、道德规范、学术奖励等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相反，他们对这些东西献上了忠诚，并且允许他们自己受到它们的支配。一个看穿了其中奥妙的个人经济状况通常不会太好，因为他仍然是别人的行动和错觉遗留给他的那些关系的俘虏。最后的堕落、王室家庭中指派性的生活、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以及各种各样的时尚女性从来没有这么泛滥过。通过大众媒体裁剪出来的不真实的明星海报而得到的快乐成了内心空虚的人们诉诸的对象。最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事情都被标上了价格，能够换成货币，而这则是渗透到它的生产活动中的异化活动的表现。在美国尤其如此，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像是他们自身财产的表现。只要人、他们的爱好以及产品能够根据货币进行衡量，那么在解释为什么如此的时候，异化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有用的。

认为异化理论有助于解释我们社会存在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容，并不是说它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提供了说明，也不是说它解释了所有的事情。比如，要判断宗教中罪的作用，就必须在宗教之外寻找答案。我也不是说，马克思所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概念能够毫无选择地用来描述目前的形势（尽管用一种理性的观点，这些概念的意义根据社会发生的变化已经同步发展了）。人们仍在吁求其他区分社会整体的方式能在不脱离马克思的框架的前提下，更好地解释近年来的经验事实和新知识。随着引入“品格结构”这一概念，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被吸收到了当前的研究当中。①

因而，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同样存在着异化关系的其他社会形式就不能用类似的术语来加以描述。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在封建社会中也谈到了异化。对于当前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毫无疑问在那里也能够发现很多与异化密切相关的特征。比如，只有当苏维埃的作家们声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消灭资产阶级会消除异化的所有形式时，他们才是错误的。而且，马尔库塞正确地认为，只要是根据劳动时间（它本身就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功能）来衡量财富，那么异化就会存在。②

但是，必须在一定的形式上和一定程度上对异化的存在和异化理论的应用之间进行重要的区分。正像我所解释的那样，马克思并不是用异化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通过关注个人以及那些他不但失去了控制而且还反过来要控制他的本质中的要素，人们能够获得这一观点。经由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整个过程就被彻底地神秘化了，而且这种神秘化也是“异化”含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人被控制了，而且以与发生在西方国家类似的方式产生心理反应（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假设），控制他们的代理机构和制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非常明显的是用经济计划来替代资本主义市场调节。在这种新的语境中，异化理论失去了其意义的大部分内容：从一个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关于与他的社会完全不同的人的理论，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独特性质之内容（或许，如果依次类推这种教训也具有欺骗性）。意义上的缩水改变了这个理论的特征：它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理论（它把对人的描述整合到了对整个系统如何运转的解释之中）变成了一个仅仅描述人们对他们生活条件做出主观反应的心理学理论，以及发现这种匮乏情形的伦理学理论。而且，由于相关人等被认为是与社会相脱离的，所以进行伦理判断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的特征（在“共产主义”国家发现的就是这种一般的人），就像进行判断的标准不再是一个内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潜在物，而是同样抽象的善的观念一样，它成了一种绝对的原则。显而易见的是，经过这种改造之后的异化理论已经屈从于事实—价值之间的区分了，而且它对针对本

或许，基本没有过时以及我们因此主要使用的异化理论的相关内容应该是，它的错误通常被认为是“当前像摩西的错误一样明显的错误”①。当然，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正像我想要说明的那样，大多数批判火力指向了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稻草人。马克思不是试图去证明劳动创造了精确的出售价格意义上的价值，他关注的是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作通过它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表现了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与他观点一致，即要求对此做出解释（为什么人创造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价格）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事件，而且根据我的知识来判断，马克思是唯一迎接这个挑战的社会思想家。构成他的答案的丝丝相扣的异化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看待那时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方式。尽管得到了修正，但是它们仍在继续，而且工作仍然是根据它的产品的价值来表现的。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我看来，劳动价值论承担了额外的服务，把它相应的论证负担放在了资本家身上。大多数代表社会主义的观点试图辩护性地回答“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表明，社会主义是更有效率的，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感，或者在其他方面比资本主义社会要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表明，价值是异化劳动最抽象的形式，那么明显的问题是：“怎么做资本家才能够对它提出一些权利主张呢?”辩护的责任从那些想要变化的人身上转移到了那些反对变化的人身上。总之，劳动价值论让资本家在一个任何辩护都是不可能的背景中为他的角色和他获得的利益进行辩护。它把他逼到了一个无路可退的犄角旮旯里，这在实践上并没有让工人意识到他们在处境上的不同。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用一种类似的论证方式改变了国王和贵族的地位。他不是为民主制进行辩护，而是让它看上去似乎是，统治者必须回答在社会契约被违反之后为什么允许他们进行统治，并且用这种方式承担了自由主义者的服务性功能，后来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要求的。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把资本家看作是毫无用处、实际上对社会有害的毒瘤，向他们提出妥协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成功的。

更重要的仍然是，一个人不得不接受马克思（或与马克思类似的）关于人的潜能的观点，把生活在今天的人视为他的可能状态的部分体现。如果没有一种关于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的观点，那么目前的现状就表现为一种“正常的”状态，不需要增加一种不充分的特征。除非一个人与马克思共享这种普遍的世界观，否则“异化”这个术语将会失去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将会表达一套与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的关系。它怎么可能是其他关系呢?①

但是，应该同样非常明显的是，通过提出并强调特定的关系并淡化处理其他关系，在异化劳动中得到的组织方式就促使我们随着马克思的信仰一同前进。换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让我们关注现实的和潜在的关系，而为了让这些解释有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关系。而且一旦我们接受马克思对问题的陈述，我们就大大接近了接受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几乎把所有消极的观望者变成了参与革命性巨变的主体。正是用这种方式来研究马克思让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必然的东西。或许，每个哲学家都想这么做，但是（尽管我早期进行了限定和批评）我不知道哪个哲学家像卡尔·马克思一样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①目前关于“异化”这个术语存在理解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很多人用它来表示简单的不满足，更坏的结果是，它甚至被用来指社会的不适应感。具有经验主义思想的社会学家甚至开始去测量“它”。对于试图移除异化中的规范性要素并对剩下的东西进行测量的观点，参见MelviheMeaniion，"inAmeriSociologicalReview，XXIV（1959），786。由于这种理解上的混乱而嚷着要完全放弃“异化”这个术语是可以理解的。参见Pierre;AlienationandtheAnalysisoftheModernWorld，”inTheReview，IV，1（1962），56。而且，如果“异化”所导致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的话，那么可能最好的做法就是放弃这个术语。但是，正像整个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相信这不是问题，或者至少说它不会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