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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特征（第2页）

数据来源：2013—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工业和信息化部。

高技岗难求、低技岗需求增加、第三产业从业者增加、昔日“金饭碗”不再光亮如初，这些现象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水平高度相关，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且大趋势不可逆转。如前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变革在短期内对劳动力市场平衡性产生负向影响，但长期会助力劳动力市场调整至更高质量的动态平衡。因此，政府能干预的范围很窄，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劳动力市场回复动态平衡的时间。例如，在保障公平竞争、规避潜在人为风险方面，政府可在传统金融企业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传统出租车行业和网约车行业之间做出权衡；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政府可在新兴职业人群，如网络店主、快递送餐员等劳动者群体的合同规制方面给予辅助；在基本权益保障方面，政府可在新兴劳动者群中构建新的保险模式、提升弱势群体保障力度。

五、政府调控引起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较大波动

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体现出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体现了危机期间的过度调节问题。四个二级指数中，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的波动最为敏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长率出现了过冲效应（）[54]，“四万亿计划”是这一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一。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来看，过冲效应并不明显，但是供需指数刻画了该特征。如图2-17所示，2010年，供需指数值从2009年的46。2提高到66。1。“四万亿大礼包”基本是通过国有企业来实施的，而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有了足够大的比例，政府可以控制这些企业强行提高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很多工程吸纳了大量临时性劳动力，进而实现劳动力需求在短期内的增加，政府主动“出击”应对金融危机反映了其经济作为，以及使经济尽快从危机中复苏的迫切愿望。但是，这种主动出击对劳动力市场需求提拉作用的可持续期有限。2011年，供需指数值为59。8，而2010年为66。1。之后，指数值呈现继续下降趋势，2013年，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正式出台，政策影响与过度调节效应叠加，2014年供需指数值探底，为52。1。不过2010年以后，虽然指数值有一定波动，但是并没有出现比2009年更低的情况。可以认为，过度调节是特殊时期个别政策波及劳动力市场后的临时性反应，且这种临时性反应对政府主导的国有制企业可能更加奏效，在今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必要充分认识政策实施对象特征。总体而言，过度调节在短期内给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带来一定影响。

图2-172007—2016年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

2015年之后，供需指数逐年上升，这与国家宏观经济规划以及促进充分就业的“组合拳”策略有关。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提升西部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2013年9月，国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倡议。2014年，西部地区求人倍率呈现上升趋势，并超过中东部地区。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由于正式文件未出台，市场投资预期不明朗，劳动力市场需求有小幅波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相关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55]强劲的投资带动力导致西部劳动力市场需求持续上涨，求人倍率从2015年第二季度的1。08提高到2017年第四季度的1。29，且高于中东部地区（见图2-18）。

图2-182008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四季度东、中、西部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第二，个别市场的非合理化发展诱发劳动力市场供需波动，以房地产市场最为典型。2007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为167348。2亿元，2016年达到587857。2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5。0%。投资规模的扩张伴随着企业扩张，2007年，全国房地产企业数为6。3万家，到2016年已经增至9。5万家，年均增速为4。8%。企业扩张撬动劳动力市场需求，房地产企业从业人员数从2007年的166。5万人增至2016年的431。7万人，年均增速达到11。17%。作为不可贸易部门的房地产业，其扩张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十分显著（范言慧、席丹、殷琳，2013）[56]。产业上游的建筑业以及下游的租赁及相关服务业劳动力市场都受到直接影响。相比房地产业，建筑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更强，行业从业人员数从2007年的1050。8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2724。7万人，年均增速与房地产业持平。另外，租赁及相关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从2007年的247。2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488。4万人，年均增速为7。86%（见图2-19）。

图2-192007年、2016年建筑业等行业就业人员数及增速

数据来源：2008年、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为促进充分就业，国家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管住闲不住的手”，另一方面“放任能伸进去的脚”。

第一，技术手段。从科学监测失业率入手提高劳动力市场供需监测能力。统计局提出就业登记、失业监测制度建设，为动态关注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奠定了基础，已经启动的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2018年1至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和5。1%，该数据更加客观地刻画了自然失业率，指标统计方法和国际接轨、可比性强，长期的数据积累对制定更加科学的就业政策、应对劳动力市场冲击、促进劳动力市场实现高质量供需平衡提供依据。

第二，行政手段。取消部分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缩减职业资格鉴定机构，清除影响供需平衡的干扰信号，降低政府管理成本。从2015年开始，国家先后分多个批次取消数百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削减了70%以上。与此同时，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大幅缩减，从2015年的12156个减少到2016年的8224个，下降了32。3%。但是，取消职业资格并没有降低劳动者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热情，报名参考人员数和获得证书人员数减少幅度要远远低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缩减幅度，含金量高的职业资格认证依然“火爆”。2016年，共有1755万人参加了职业技能鉴定，较2015年下降了7。3%。1446万人取得不同等级职业资格证书，较2015年下降了6。0%。其中，取得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有47万人，与2015年基本持平，这说明缺口大的高级技能岗位薪酬吸引力强，市场无形的手影响着劳动者技能考试选择偏好。另外，2016年，全国共有1150多万人报名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206万人取得资格证书。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累计共有2358万人取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因此，政府改变统一管理模式，取消部分含金量不高的职业资格认证，改由企业、行业组织按照岗位条件和职业标准进行管理并自主评价，并没有降低职业岗位的标准要求，而是加快简政放权、突出市场导向的选择（见图2-20）。

图2-202007—2016年全国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数及考核、获取证书人员情况

数据来源：2008—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第三，教育手段。高考扩招积蓄的人力资本在新时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劳动力市场人才结构调整最有力的助推器，降低失业人员工作搜寻时间最长效的途径，实现劳动力市场高水平供需均衡最重要的抓手。1999年的扩招计划让更多的人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自由选择学校和教育服务。在之后的近20年时间内，尽管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等现实问题，但是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人才结构的改善是迎接新经济、新业态的法宝，在未来，这种正效应会更为突出。2016年，城镇失业人员平均未工作时间为11。5个月，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失业劳动者为9。2个月，大学专科学历失业劳动者为10。4个月，显著低于其他学历劳动者（见图2-21）。从工作时间构成指标来看，大学本科失业者中，未工作时间为2～3个月者占比最高，为24。8%；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失业者中，也是该时间占比最高，为27。8%；其他学历失业者中，未工作时间为7～12个月者占比最高，均超过20%。尽管高等教育扩招在每年的毕业季会增加劳动力市场高学历劳动者供给，但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强，失业后再就业能力更强，其工作搜寻时间更短。这一结论与大学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远高于初次就业率的现象具有一致性。

图2-212016年全国分教育水平失业人员平均未工作时间情况

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第四，培训手段。失业者的培训工作主要靠政府托底保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民办培训机构不会付出更多成本到支付能力较弱的劳动者身上，只有通过政府购买或者政府承办培训机构的办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就业训练中心2741所，民办培训机构19463所。全年共组织各类职业培训1775万人次，其中，就业技能培训959万人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551万人次，创业培训230万人次，其他培训35万人次。从培训人员类别来看，就业训练中心和民办培训机构存在明显差异。全年各类职业培训中，就业训练中心培训农村劳动者占比42%，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占比28%，在职职工占比14%。民办培训机构培训农村劳动者占比37%，比就业训练中心低5个百分点；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占比11%，比就业训练中心低17个百分点；在职职工占比32%，比就业训练中心高18个百分点（见图2-22）。民办培训机构在培训失业人员、农村劳动者方面的贡献不足，而在培训在职职工方面成绩显著。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对企业而言，在职者是利润创造者，失业者被市场竞争机制淘汰，而对社会而言，失业者属于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培训工作需要政府托底保障。

图2-22（a）2016年就业训练中心培训劳动者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图2-22（b）2016年民办培训机构培训劳动者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与此同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继续推进，全年举办300期高级研修班，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2。1万人次，开展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和岗位培训127。35万人次。2016年新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20家，总数达120家。另外，国家还提出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职位搜寻人群和失业人群的就业指导和就业促进工作，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第五，第三方力量。借力工会开展充分就业工作也是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的重要举措。工会在降低失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截至2016年年末，工会开办职业介绍机构1634个，其中，获得政府有关部门资质认定的机构有709个。全年成功介绍就业12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51万人次、失业人员34万人次。分省（市、自治区）来看，广东省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最为突出。2016年年末，广东共有393个工会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见图2-23），成功介绍2。7万人次就业。工会是三方协调机制得以实现的关键力量，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优势在于了解企业需求、能深挖失业劳动者就业潜力。

从10年的数据中总结规律，不难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力市场制度变革和经济危机是影响劳动力市场较大规模供需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人力资本质量增进的内在调节机制助力劳动力市场横向层次结构调整，基于景气指标监测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助力劳动力市场纵向时间动态调整。

图2-232016年各省（市、自治区）工会开办职业介绍机构数和获得政府有关部门资质认定的机构数

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六、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性提高，但收入不平衡依然明显

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变化趋势类似，价格指数呈现递增趋势，从2007年的51。9上升至2016年的61。7，三级指标均为测度收入差异的变量，价格指数的变动特征表明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这与蔡昉（2017）[57]针对城乡劳动者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

与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波动特征类似，这种趋势也是非线性的，价格不平衡性问题尚存。量、价波动是具有关联性和相互影响的。价格指数的波动特征比供需指数更为平缓，原因在于供需变化是引起价格变化的基本因素，因此，供需指数的波动往往超前于价格指数，这里不再对基本理论进行赘述。从二级指标劳动力市场价格指数来看，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价格指数下降到49。6，2009年探底，为45。2。之后持续上升，直至2014年达到顶峰，为66。0，2015年降至61。5，2016年与上年基本持平（见图2-24）。该指标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家庭调查数据（2016）[58]结果呼应，中国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劳动力市场在价格方面的表现逐渐趋于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超过经济增速，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关乎劳动者收入总量水平最宏观、最概括的表述，总量水平向好的研判是合理的。但通过计算劳动力市场价格指数发现，相对水平差异的形成除了受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等内生因素影响之外，还有制度垄断、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外生因素的影响。正如库兹涅茨所言，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可能是特殊发展时期的特殊现象。[59]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国家或地区劳动者收入已经达到中高水平，忽视经济发展的分享性，必然难以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协调统一。而经济发展分享性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劳动者收入差异的合理性问题。关注趋势和波动性是报告研究价格指数的主要方面。

具体来看，第一，西部地区正在借“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实现与东部发达地区劳动者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东北地区略显滞后。2007—2014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收入比维持在1。24左右；2015年出现突变，指标值下降至1。17。这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指数在同年反映出来的特征具有一致性，“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西部地区用人需求的增加同时体现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2014年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全面实施深化了东西部区域合作[60]，为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带来的机会。与西部地区形成对比的是东北地区，2007—2016年，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平均收入比为1。42，年度指标略有波动但变化不大，且2012年以后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见图2-25）。收入是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信号。东三省的GDP增速在全国排位靠后，传统产业占比高且退出困难，新兴产业发展不足、难以推进与区域周边国家的联系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影响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不过，真正实现西部崛起，西部劳动力市场发展跟进东部地区步伐，提升劳动者素质是核心。从2016年分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来看，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中，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占多数，具体包括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等（见图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