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加大金融信贷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创业带动就业。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而发展受限。因此,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的融资支持有助于扩大就业政策的实施。
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
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劳动力市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严重二元分割走向了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灵活稳定性市场,城乡劳动力基本实现了市场主导的就业配置机制,劳动力市场改革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与持续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美欧国家也经历了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宏观经济滞胀,90年代新经济崛起,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下行,无一例外地构成了美欧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要背景。劳动力市场改革不仅是政策制定的中心议题,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一国的劳动力制度与经济绩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20],因此,理解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性质及其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美欧国家近20年来劳动力改革的一个贯穿始终的鲜明特征就是增强市场灵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经济复苏与持续繁荣,福利国家建设极大地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稳定性,这造成了较高的解雇成本和工资向下黏性,损失了劳动力市场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而灵活调整的能力。包括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2015年前后启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21]、东亚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后启动的改革[22]、西班牙和意大利在2012年以来财政紧缩背景下启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23],都有释放市场灵活调整能力的成分。尽管都是灵活性为主,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制定机制和问题背景,采取的政策路径也有差别,包括就业保护、工资谈判、社会保险和就业岗位创造政策方面。这意味着,如果仅仅用灵活性改革来概括美欧国家的改革之路,可能会过于简化政府在劳动力市场改革模式和路径决策时面临的经济环境约束,甚至可能会误解整个改革过程。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40年的历程,也体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市场化导向。但是,仅仅用市场化改革来理解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转型,显然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要素配置存在严重的城乡和部门分割,尤其是制度性分割[24]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而计划经济管制下的工资制度导致脑体收入倒挂,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和激励功能严重缺失。因此,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及其转型的性质,是理解整个劳动力市场改革史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转型大环境面临的经济自由化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性之间存在两难权衡,极大地考验了政策制定者如何选择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路径的智慧。包括农村改革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部门转移、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金融危机后的农村返乡劳动力就业问题,都对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了挑战。尽管如此,到2017年,中国已经形成了超过7。7亿就业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5年控制在4。1%以内,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比例达到了44。9%;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平稳,2017年年末基本养老保险金累计结存达到50202亿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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