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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着粗布褐衣的中年男子正捧着舆图疾言，“南境屡败，非兵弱，将庸也！一个小小南洲，衡邈败了数次，虚耗国帑。鄙人拙见，南洲这仗早不应该打了，朝廷与邻邦互市，南洲富庶之国，与之互市较于征讨才更明智。”

他话音一落，立刻有位抱着书卷的书生接上，“鄙人也有一论，南北两境战事吃紧，西岭叛军猖獗，应再仿古法，令边民屯田，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既省粮饷，又固边防！”

……

“诸位所言虽多，都没说到点子上。”

“这位仁兄有何高见？”

场上声音低了低，齐齐看向说话之人。

上下打量他。

此人身形清瘦，脸窄长，头戴一顶方巾，穿长衫布鞋，长衫洗得发白，那青布袍子上打了个不甚明显的补丁，一副教书先生的打扮。

见他衣着陈旧朴素，显得有些寒酸，馆众便没再用心听他说什么。

他道：“如今税赋苛杂，商户倒闭，百姓流亡，不如简化税制，只收正税。”

嘲笑之音靡靡。

“减税？朝廷打仗要用钱，最减不了的就是这赋税！”

“能减。如今大凜之弊端究其根源，不在君，亦不在民。”

“那在于谁？”

“江宁长公主。”

原本其他三处仍在激昂纵讲，此人话一出口，议事堂陷入诡异般的静谧。

“长公主弄权，祸国，误民！”

四位通事舍人不谋而同地望向角落里站着的谢文珺。

鹄女、鸢容、荣隽与谷燮也齐齐转头，脸色或讶然，或隐忍，都铆足了劲看戏。

那人又道：“黎民失田终日难以饱腹，权贵却日渐挥霍无度。如今的朝廷，各部冗官超编三成，六部之下诸多衙署官吏更是比宣元年间多出一倍有余，各衙署官员多如过江之鲫，遇事却互相推诿，光庸都官吏俸银便耗去国库四分之一的钱粮，百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税粮，尽养了这些国之蠹虫酒囊饭袋。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宁长公主的《万僚录》。”

“‘从龙之功，福荫子孙’，一人从龙有功，鸡犬升天，加官赐田，爹生儿儿生孙、亲戚旁支人人有份，代代相传，如此下去朝廷焉不亏空？百姓焉有活路？”

“不整顿吏治，再如何广纳贤士，朝廷也无力回天！若皇上圣明，当废止《万僚录》，裁汰闲散，定员定编，能者上，庸者下！”

堂下哗然。

馆众都往这边聚来，一时间，吏治成为四方馆内最火热的议题。

谢渊坐在议事堂内间，听着堂内激辩之声一直眉头紧锁，此人一语激起千层浪，谢渊脸色才舒展了几分。

崇政殿堆满御案的奏章上，笔墨间尽是“边急”“饷缺”“官浮于事”的字眼，政令下发，各衙署却互相推诿。单一本逐东河道修缮的奏折，末尾竟列着十三个需会同商议的衙署，光盖印就得耗上半月

可汛期不等人。

就连赈灾、治疫这样迫在眉睫事，却要先经户部七八个主事层层画押，再由侍郎复核、尚书过目，最后才递到御前。

四方馆新馆未落成之前的东、西、南、北四个分署，新设的“誊录司”竟有十三人，每日不过是把文书抄录一遍，却个个领着俸禄。

官员冗余，吃着百姓的粮，耗着朝廷的力，可真要动起来整顿，又不知会牵动多少盘根错节的关系。

谢渊道：“官多如蚁，民何以堪。”

纵是千难万难，这刀子也必须落下去。

他转过侧脸，道：“记下此人姓名与策论，带他进宫，朕要细问。”

说罢，他便打算起驾回宫。

言风道：“微臣遵命。陛下，长公主人也在四方馆。”

“随她。”

议事堂那人说完，刚顺了口气，肩膀忽被人轻轻拍了下。他回头一看，谷燮正神色复杂地站在他身后，嘴角那抹笑却透着股漫不经心的儿戏感。

那人讶了一瞬，“姑娘，是你。”

“韩诵，这些年里，境况如何？”

韩诵低了低头，面有窘色，赧红了脸，“那件案子了结之后，经了几载牢狱，科举无门，还能好到哪里去？”